ntenteditable="false" id="netease1579963885922821"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 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
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感染者已经达到1287例，死亡41例，但是重症病人237例，这意味着死亡人数很可能还会增加。而由于确诊受到条件限制，实际感染人数估计比已经公布的要大。
发生这么大面积的传染病扩散，而且我们有SARS的前车之鉴，本次疫情又与SARS非常相像，这不应该在中国这样现代医学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社会组织能力也很强大的国家里发生。尽管认识新型病毒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理应早些预判它的危险性，早些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但我们确实做得不足。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当然了，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有着更广泛的原因。比如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当地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较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从民众层面，我们看到了一名武汉发热市民通过吃退烧药蒙混出关去法国旅游的消息，她当时不觉得那样做是错误的，还晒出朋友圈。舆论对她猛烈谴责，但这是疫区之外的舆论。事实上，在意识到疫情严重后，大量人员从武汉出走，他们当中很多人到了全国各地的居住地后，并不愿意人们知道他们是从武汉来的。有些可能悄悄在家自我隔离，而有些可能没有自我约束，从而扩大了疫情向全国扩散的风险。我们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没有达到对抗恶性传染病所需要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