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疫情缓解，各行各业的工作陆续开展，政府部门的人事也不例外。4月15日，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任命韩福春、阿东为吉林省副省长。两人中，阿东为1970年11月生，此前为海南三亚市市长。
又一位“70后”副省长出现了。
有媒体梳理发现，当下这轮省级政府层面的人事变动中，也就是3月底迄今的20天内，共有8位“70后”晋升副省长。其中，出生于1976年5月的任维，履新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纪录。其他7人当中，有4人出生于1970年；两位出生于1972年。
抛开“70后”的标签，四五十岁晋升副部级，虽然算得上是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但是作为年富力强的地方干将，他们正当其时。要知道，哪怕从改革开放后算起，也有少数不足40岁便升任副部级、甚至是精确到“副省长”这一职位的先例。
其实，“70后”干部跻身副部级，早已不罕见。如在2018年，履新山东副省长的刘强、福建副省长的郭宁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杨晋柏、江苏副省长的费高云等，都是70后。彼时，贵州省委常委中甚至出现了两位70后，其中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的时光辉，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政法委书记。
回头看看，省部级人事变动中，不知不觉，媒体关注的焦点，已经从“60后”转移到了“70后”身上。如果要给出一个时间线，大概就是2018年。2018年初，在近半月内，至少有70位省级政府副职履新，涉及27个省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全是“60后”。其中18位是“65后”，最小的为出生于1969年的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和河北省副省长刘凯。
干部年轻化，既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一个政治要求，也是未来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趋势。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人才方面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评价标准。这一干部选拔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会议强调，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会议提出，要坚决落实好干部标准，破除唯年龄偏向，改进后备干部工作。
破除年龄偏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破除资历观。科学的人才观念，不能只看资历，只看谁的年龄大、谁来得早、谁待得久，而要看具体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这才是科学的人才观和人事制度。所谓能上能下，就是要让优者上，让庸者下，而不是看年龄和资历。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近日履新的8位副省长（包含自治区、直辖市）中，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周红波属于本土晋升外，其他人均为跨省份异地调任。而在2018年初那轮70人的职务调整中，其中38人系省内调整，26人跨省履新，6人“空降”。
一般来说，地市级以下，也就是厅局级以下的人事调动，基本不会“出省”。因为厅级及其以下级别的地方官员，基本都是省管干部，一般是在省内调动。而到了副部级的层面，已经属于中管干部，就比较容易发生省际间的调动。
这种跨省份调动，既是人事管辖权的客观规律所致，也是干部交流的题中之义。近年来，类似的跨省份调动，已经越来越频繁。在经济领域，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在行政领域，交流也会产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新动力。
当然，人们喜欢盯着年龄看，可能正是在于干部年轻化的工作还要继续加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待人事变动，下意识地去观察其以往的政绩、专业能力、知识水平、组织考评和民间口碑等要素，而不再盯着年龄，才可以说更好地实现了科学的人才选拔。
